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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彦:中国民间拆迁报告称以暴抗暴激增

April 17, 2017

VOA 2017年4月17日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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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  
中国民间机构4月16日发布2016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以十个拆迁典型案例展示,在拆迁总量有所下降而矛盾却仍旧加剧的情况下,以暴抗暴的事件明显增加。

 
北京市才良律所等发布民间拆迁年度报告(王才亮微博图片)

中国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同北京市才良律所星期天联合发布的民间拆迁报告称,2016年一些城市继续以“确保房地产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作为拆迁征地的政策依据,加快拆迁进度与强度,激化了拆迁矛盾。同时,暴力拆迁手段变得更无底线,逼迁手段用到极致。

这是第7年发表这个拆迁报道,由多年来代理强拆维权案的北京才良律所负责撰写。报告说,2016年,从5月1日海口暴力强拆,到5月10日郑州拆迁血案,再到湖南长沙、江苏沛县各有老人在强拆时被埋身亡,以及9月中旬湖南汝城拆迁血案,都表明拆迁暴力程度有增无减。

新特点

报告还表示,拆迁主体普遍下移成为违法行政的新特点。2016年,许多地方房屋征收拆迁的主体继续呈现出模糊的趋势,街道、乡镇甚至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成为拆迁主体,其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监管。

报告说,在针对非法强拆依法维权变成艰难和残酷,报警无效,立案难、胜诉难、赔偿难等法律无力纠正的情况下,拆迁维权也出现新特点,“以暴抗暴”明显增加。

报告列举的去年十大典型案例包括:1月11日河北永清付姓父子伤害案,1人死亡、4月29日海口秀英区大规模强拆冲突、5月10日郑州拆迁户范华培杀人事件,4人死亡、1人重伤、6月16日长沙农妇龚雪辉被拆迁活埋、9月7日江苏沛县王世兰被“误拆”掩埋致死,以及11月15日河北贾敬龙因强拆杀官被执行死刑。

北京市才良律所主任、报告执笔人王才亮在报告前言中表示,报告的数据全都来自于媒体,包括自媒体的公开消息,显然数据不全面,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报告,并力求客观和全面。

压力大

王才亮律师星期一以目前受到“很大压力”为由,不愿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才良律所的另外两位律师也以目前比较敏感,担心接受采访会导致未来困难或者无法确认记者身份为由,婉拒采访。

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奇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强征强拆导致的冲突和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民间机构对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进行不间断的调研,提出分析和建议,对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合理和科学管治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官员应当持开明态度积极参考。

他说:“强拆现象非常普遍。能够把这些问题总结出来,提交给政府,让他们更和谐地拆迁,更文明地拆迁,对社会、对政府都是非常好的事儿。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多做一些,给政府提供更多的参考,使他们少犯点错误。”

太普遍

田奇庄表示,强拆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已经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他说:“拆迁这些矛盾激化到现在,出现了这么多血拆、死人、黑社会介入,这方面的事情是数不胜数,已经成为中国现今社会的矛盾的一个焦点。”

田奇庄当年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拆迁,对强拆问题有切身体会。他表示,拆迁问题主要涉及许多地方官员先是追求政绩,后又贪图巨大的经济利益。

他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官员一开始贪图政绩,为了实现GDP。后来政府自己拆迁,因为它知道替开发商拆迁,那个大头叫开发商赚走了。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尖锐更激化了。他们没有办法对付的时候,不是诉诸法律,而是雇用黑社会解决问题。这方面的情况非常普遍。”

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为化解强拆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征收制度、强化被征收人所能选择的救济手段,包括建立健全征收工作专项监察制度,并在最高法院之下,设立省或数省、市或数市的二级行政法院,垂直管理,排除地方政府部门对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干扰,既增强法院审判的公信力,又强化被征收人的救济手段。

章立凡谈:朝鲜半岛战云密布,中国作何打算?

April 17, 2017

继大规模阅兵展示武力之后,朝鲜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射导弹。尽管导弹发射失败,但却显示了金正恩一意孤行,进一步挑战国际社会的决心。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向朝鲜半岛集结兵力,除了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之外,五角大楼透露,未来几个月将有三支航母打击群会师东北亚,形成作战态势。中国外长王毅形容,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两组不断加速的列车,互不相让,迎头相撞的危险日益迫近。东北亚战云密布,川普总统有没有决心最后解决朝鲜问题?不久前举行的川习峰会上,美中两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究竟有没有共识或者默契?一旦美国发动攻击,中国将如何应对,作何种选择?

(美国之音)主持人询问,金正恩强势不减,“太阳节”大阅兵展示武力之后,终于不顾美国警告,再试导弹。金正恩一意孤行的用意是什么?他以一小国之力,挑战整个国际社会,好像在逼美国动手,是他脑筋不正常,还是有他自己的逻辑和考量?

章立凡表示,我觉得独裁者逻辑与正常人不同。金正恩像一个游戏玩家,杀人不眨眼很像游戏玩家在电脑上杀人的方式。他们特别重视兵器。萨达姆没有造出大规模杀伤武器所以被美国灭掉。这是金家王朝学到的教训。金家王朝视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立足之本。刺猬敢于挑战老虎就是因为它有刺。朝鲜目前奉行的仍然是战争边缘政策,把形势推到临界状态,以便四两拨千斤,获得最大利益。传说中的三个条件就是讹诈:原来得不到的,现在要通过核弹威胁要回来。国际社会一直多次迁就金家王朝三代人,比方放松制裁让他们能解除核武,但是获得的结果是他们一转身便重蹈覆辙。我认为,对一个毫无信用、不负责任的流氓政权,我们不能用正常思维对待,如果再让它滑过这道坎儿,后果的危险将是无解的。

(主持人)解决朝鲜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因素。在解决朝鲜的问题上,北京的底牌是什么?它的战略利益在哪里?

章立凡表示,朝鲜问题现状是中国长期纵容包庇的恶果。中国自己畜山养虎,现在自食其果。朝鲜对美国威胁最小,它没有洲际导弹,只会打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这个警察干的事情对美国自己的利益其实最小。本次朝鲜一闹,拉近了中美关系,尤其让俄罗斯感到中国背弃老朋友而与美国调情。继续发展下去,中国要考虑中方利益的最大化,包括半岛去核,重划边界,要回原来毛送给金日成的领土,包括出海口等;中国同时希望南北继续分治,维持与中共的友好政权;北韩重建后的经济利益也是考量,中国产能和资金过剩,期待坐收渔人之利。(摘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朝鲜半岛战云密布,中国作何打算?,2017年4月18日 01:17 许波主持)

 

贺卫方:赞颂文革如赞颂纳粹 并非言论自由

April 17, 2017

2017-04-17 抗震

摘要:中国社会对于文革的态度,正在逐渐出现分化与对立,一些知识分子会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一分为二去看待,对此贺卫方在一次访谈中称:现在有人说“赞颂文革”也是言论自由,对此我倒有点困惑,就像在德国你不能赞颂纳粹,这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4月的一晚,贺卫方在西北政法大学上了一节课。他是当之无愧的明星教授,闻讯而来的学生使得教室“爆棚”。演讲完,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也是他的博士生谌洪果副教授在激动之余,说了句:“我想,这个时代,贺卫方、韩寒这些人,真他妈的有个性!”瞬间,台下学生笑成一片。作家狄马玩笑点评说:“欺师灭祖,莫此为甚。”当然,贺卫方不这么认为,他欣赏这位不久前写了《我为什么不参评教授》一文的学生。师生之间在自由精神上的一脉相承,被许多法律学人艳羡。

52岁的贺卫方,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之外,他倾注大量心血于法治理念的传播,不遗余力投书传媒,在各地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大批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1998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那是他致力于社会批评的开始。他还一贯主张司法精英化,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浓厚的制服。回应他这个倡导的,是中国法官换上了法袍,用上了法槌。但贺卫方认为,器物层面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司法精神的专业化。要抵达真正的司法专业主义,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多年来,一直潜心于研究和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贺卫方,也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将对中国司法改革的思考与困惑,一一娓娓道来。


1980年代的改革上下共识最明显


华商报:人们习惯以1978年为界,来看待中国的法治状况。你如何评价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

贺卫方:从1949年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是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1979年之后,开始陆续地制定法律,这段时间的法制建设,和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深受“无法无天之苦”是分不开的。可以说,1980年代的改革,上下形成共识是最明显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必须要从“文革”走出来。所以,1979年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1987年有了民法通则,1989年有了行政诉讼法,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里程碑。到了1990年代,早期经历了几年彷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确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要建设市场经济,行政权力必须从市场领域退出,这就需要另一种权力对现状加以调整,那就是司法的权力。所以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但随着时间推移,规范越来越完备,执行却非常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大家会发现,以前我们觉得制定出法律,就能够保证法律得到实施,但实际并非如此,这种情况至今令人焦虑。


华商报:何以解忧?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法治社会?


贺卫方:大家意识到,没有良好的司法制度的话,也仍然不能解决好法治社会建设的问题,于是就开始了司法改革。我个人也是在那时投身到当代司法制度的研究和对改革的推动中。这一晃20年过去了,回望起来,头十年,司法改革非常活跃,价值共识也比较清晰,那就是要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要提高程序意识,通过诉讼模式的改造让纠纷的解决更加公正,法律的适用不能暗箱操作等,当时高法也提出司法判决要说理、讲理。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华商报:改革绕不开顶层设计,何以见得司法改革就比较容易?


贺卫方:我曾写过文章论证司法改革可能是一个惠而不费的办法。比方说,通过法官素质的提高,财政人事制度的变革,司法和行政的分离,以此最后达到司法权力的不断提升,公正程度的不断提高。这样,通过解决司法的问题,最终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其实,在我看来,政治不过是个权威和权利的分配问题,我们服从哪种权力,哪种权力能够对社会关系的塑造更有力量,这就是政治,如果人民越来越觉得需要依靠真正的司法,只要有公正的法院,其他的权力都不重要,有纠纷就到法院去,这样,就会走上一个良好的道路。但现在看来,这条路越来越窄。华商报:问题出在哪?


贺卫方:不解决司法独立性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就没办法提升司法的公正,反过来,司法自己想解决公正问题,但这种内在力量抵不过外部对它的干预。所以,老百姓也在这个时候被法学界“忽悠”得很厉害。媒体报道大案、分析案件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并没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没有提高,于是,百姓感觉有点上当了,法学界中间也有人开始觉得还是要回头求助于人治状态,比如要有一个好的领导,慈祥而富于洞察力,权力无远弗届。就这样,司法的地位开始每况愈下,司法改革不断受挫。一方面来自权力机构的改革动力越来越弱,在局部地区给人感觉有一种迹象,就是要把公检法的相互制约关系给破坏掉,就是要采用那种“成立专案组”、未审先判的模式,而且一切近乎于明目张胆。我们确实需要反思整个社会要往哪个方向去。在这个反思过程中,自然要考虑,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一部分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方向何在?


法官的社会表达只应在判决书上


华商报:2008年就有过中国司法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的说法,你和一些学者在媒体上还就此公开辩论过。


贺卫方:的确。中国是要走向真正的法治,但毕竟中国有两千年专制历史,历史上没有良好的司法,包括民国期间做的努力,最后在大陆没留下多少真正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基础。而过去20年的司法改革,也曾有一些不同的改革路向,但大致上主流意见认为,司法应该去追求专业主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一直主张当务之急是司法民主化,我过去写过文章批评复转军人进法院,而他现在说要让人民群众进法院,让人民群众直接控制法官,才能提升司法公信力。而陈忠林教授则主张判决案件无需专业的东西,常理、常情、常识,用“三常”来判案,这样的主张,有时候也能赢得一些人的掌声,我觉得都没有很好的说服力。


华商报:都知道你是司法专业主义路径的坚定支持者,主张司法的精英化。你认为司法的专业主义要怎么去实现?


贺卫方:所谓司法专业主义,或者说职业化,要体现在许多方面,比方说,真正把司法权力当做不同于行政权、立法权的特殊权力。首先,行使这个权力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分析能力,以及运用法律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第二,我们需要努力地让司法权力能够独立运行,不仅是说法院要独立于外部干预,也要在内部设定规则,保证每个法官的独立,这个时候就要分析法院内部的权力运行、权力架构应该怎么去设定。


华商报:你觉得法官的角色应该怎么设定?现实中,法官们对自己的角色也有很多牢骚,而民众则对法官普遍抱有不满。


贺卫方:特别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在法院里,有官职的人去干预普通法官行使权力。改革要让法院的权力和责任能够更好地合一,判案的法官绝对不可以说:其实这案件不是我判的,别看名字写的是我,实际上和我没有多大关系。现在有太多案件就是这样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要让权力归属更加清晰。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追究司法责任。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构造,如何让法院权力的行使方式走向专业主义。法官坐堂问案,必须是在基于证据和理论的论辩过程中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打理论,这样一个水落石出、水到渠成的结果,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司法决策被攻击的可能,即使败诉一方的当事人,也觉得是因为自身证据不牢靠,而只好服从判决;而且,这种专业主义还要体现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必须是独立决策。上级法院要是参与到下级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中去,那上诉制度也就没有用了。


华商报:也就是司法人员必须要职业化?


贺卫方:是的,法治要求不同的司法机关,公检法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职业化的。同时律师在这样一个职业化的过程中,也能够特别深入地参与。因为,法院的专业程度如何?司法的过程是否公正?对于那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来说特别隔膜。比如法律上规定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没学过法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含义。所以,随着法律职业化的提升,律师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于最大程度保障公民权利是特别重要的。


华商报:民众有一个疑惑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大家担心法官如果独立,更加会胡来。


贺卫方:当然,我们都很忧虑法官的职业伦理问题。怎样的人,怎样的行为,才被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有严谨的司法专业主义的国家,即便不涉及经济贿赂,法官也不可以单方面接触一方当事人,这就是职业伦理的要求。现在,我们常有法官喜欢在媒体上侃侃而谈,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决,这是非常不符合法官职业伦理的。因为法官所有对社会的表达都应该在判决书上体现,除此以外,不应该再利用大众传媒对案件发表观点。如果这些慢慢形成一些规范,也是司法专业化的一个方向。西方一些国家,法官职业伦理都是厚厚一大本,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怎么去行使权力。假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独立审案,判决书的具名法官就是相关案件的实际裁判者,那将意味着一旦案件最终被证明为冤狱,承审并署名的法官就逃不脱干系,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跟冤狱和耻辱捆绑在一起。“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作为法官,谁愿意留下这样的坏名声呢?


华商报:不过,为防止冤狱错案,最近有地方法院推出法官责任终身追究制,好像颇受一部分人好感。你怎么看?


贺卫方:我坚决反对那些貌似专业化的所谓“改革”。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司法改革必须按法理出牌。一些反专业主义的“司法改革”似乎在过去八九年间常常看到,越鼓捣花样越多。这个法官责任终身追究制,老百姓一听,说好啊,但他不知道,在现有的背景里,你越追究得厉害,最后就是大家攻守同盟,有错也不纠正,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改革推动过程需要某种硬心肠


华商报:对于司法改革,学界存在不少分歧,有一些学者希望寻求一种更稳妥的路子。


贺卫方:我总觉得在改革的推动过程中,有时需要某种硬心肠。也就是说,推动正确方向的改革,有一段时间情况反而可能会恶化,而不是一改革就变好,所以,要有对改革某种程度的耐心。但现在不少人耐心不足,有人认为需要妥协,要考虑被权力部门接受的程度,要考虑他们有台阶下。我认为,做学术的人还是要忠诚于真理,就是把研究结果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然后,才能让官方决策不至于特别的混乱,逻辑混乱,步调混乱。否则,改革最后还是成功不了。当然,我个人认为学者也有分工,我经常被批评过于理想主义,过于追求纯粹。有人觉得应该做一些妥协和让步,只能根据国情来设计改革路线图,而我自己觉得改革就是要改变国情。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表达,如不能表达,就干脆不说话。


华商报:在今天的语境下,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反义词就是重返“文革”,不过,当下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分化和对立也很明显。


贺卫方:我始终不能理解,有些知识分子自己就经历过“文革”那么大的灾难,但他们对“文革”会说要“一分为二”,而这些人在很多大学生中间很有影响。我想,分析他们的心理,或许也能找到某种解释,比方说,现在仍然对“文革”唱赞歌的人,有些人可能是因为隔膜,比方说一些海外知识分子。又比方李敖,他大骂国民党、蒋介石,因为他受过这个苦,但对“文革”他没有切肤之痛。能够亲历痛苦的人,可能和没有亲历过的有差别,而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历过痛苦,但能够理解痛苦,并作出很好的理论分析,这种人更了不起。为什么说“文革”的悲剧会重演,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让年轻的国民看到“文革”的真相,巴金老人呼吁的文革博物馆迟迟建不起来。我觉得还是对历史要有真诚的反思,要用有形的东西告诉一代一代的国民,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10年的疯狂。例如德国人对纳粹的反思,非常重视。像勃兰登堡门旁边,黄金地段居然拿出大片土地修了犹太人纪念碑。现在有人说“赞颂文革”也是言论自由,对此我倒有点困惑,就像在德国你不能赞颂纳粹,这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华商报: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社会的智力库,不断言说对于社会的正确走向有利,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群体的声音?


贺卫方: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很少联合,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大愿意联合,这跟知识分子、学者的职业特点有关系。当然,知识分子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的利益或者敌人所在,比方说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的知识分子觉察到这对社会是个巨大的威胁,这时就会联合起来抵制,使得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没办法盛行太长时间,与此同时,这种抵制也让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团,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很难以“集团”形式存在,最好的状态是相互争论,言论自由,大家都去影响社会,由社会做出某种选择。

本文来源三明中院。辩护师(ID:bianhushi)整理发布。

笑蜀:人命不能贵于一切才是最大耻辱

April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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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茅于轼老师以非正常死亡指数来区分毛时代的中国和当下中国,这的确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指数,应该广泛应用,尤其应该应用于政绩考核体系,把非正常死亡列为执政的第一红线。

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可以叫做“战损”。但是和平时代的非正常死亡叫什么呢?难道叫“和损”么?这显然太荒唐。迄今为止,没人能就和平年代的非正常死亡给出一个通用的说法,因为人们相信,和平时代不应该有非正常死亡,和平时代的非正常死亡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也就因此,文明国家任何非正常死亡,都是天大的事。如果死于私力,责任人会倾家荡产。死于公力最敏感,像台湾洪仲丘事件那样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其实算轻的了,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暴动。2015年4月美国巴尔的摩大暴动,导火线即是非裔美国人弗雷迪·格雷遭白人警察逮捕后伤重死亡。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则因为黑人罗德尼·金交通违规并拒捕遭警察殴打。暴动持续整整四天,导致更多伤亡,政府不得不出动陆军来平息局势。事后,四名涉案警员被联邦法院以违反民权被审判,其中两名警察被裁定有罪,判处30个月监禁。受害人罗德尼·金控告洛杉矶市政府,获得了380万美元的赔偿。

中国人说人命关天。但在文明国家,人命不是关不关天的问题,人命就是天。死于非命,尤其死于公权力之手,就是天塌下来。老百姓甚至会不惜拿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劲头,来跟公权力拼命。还有什么样的压力,能比这压力更大?如此压力之下,哪还死得起人?哪个政府敢懈怠?固然这仍不可能杜绝天灾人祸,仍不可能零死亡,但非正常死亡的最小化则是一定的。

在文明国家中,美国警察的权力可能最大。甚至中国的警察,也常常不免羡慕。但美国警察权力再大,大不过生命,无论有任何理由,都不能碰这个高压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一切,无疑根植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即敬畏生命的传统。即便战争年代,这传统仍不可撼动,所以才有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讲述的故事,我们中国人惊讶,但在美国那其实很平常。所以美国军方才会设立一个特别的部门,不仅战时,而且和平时代,而且永远,在全世界范围专职搜索失踪的美国将士及遗骸,穷尽一切努力,把他们送回国内隆重安葬。这种对生命的尊重,足以令每个生命感动。

也恰恰是这样的国家,即以国民的生命价值为其核心价值的国家,才最强大。因为它最能激发人的尊严,激发人的潜能。不止美国,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二战期间,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曾在印度接受全套美式训练的国军。此前中国军队基本没有战场救护的概念,战场上受伤即成累赘,受伤即被抛弃,受伤即等于死亡。这对军队士气的打击不言而喻。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国军印度受训颠覆了这个传统。其所谓全套美式训练,就包括了战场救护训练,建立了完善的战场救护系统。这给了国军官兵最大的尊重和最大的生的希望。他们真正作为人站起来了,而有尊严的人和没有尊严的奴隶,其内在的力量当然有云壤之别。所以国军才会在滇缅战场异常生猛,常常以一当十,而令全世界震惊:原来中国人不是病夫,原来中国军队也会打仗。

可惜,国军印度受训在中国是特例,其战场救护背后的价值观,并没有融入主流,惠及全社会。中国主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有两句名言可以代表。一句是战争年代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另一句是和平年代的:“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这里,战时跟和平时期,观念上没有任何分别,即都是轻贱生命。这就注定当时的中国,始终是战时的延续,战争体制和战争思维仍支配着全社会尤其支配着统治机器。也就因此,当时中国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甚至超过了战争年代。

这一切,到了改开时代,确实大有改观。如茅于轼先生断言的,改开时代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下降,不再有动辄成千上万人惨死的悲剧,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势头得到遏制。这确实是中国社会朝着正常化方向转型的显著标志。但也不得不承认,这转型太慢,固然没有了集中的和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但碎片化的非正常死亡,仍到处蔓延。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煤矿、非煤矿山、建筑行业、危险化学品行业、烟花爆竹行业等高危行业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暴力维稳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仍居高不下,如果用“战损率”来替代,当下中国的“战损率”在世界范围可能都名列前茅。

这一切,凸显一个问题,即价值观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把生命放到核心位置。太多东西凌驾于生命之上,经济发展凌驾于生命之上,政权安危凌驾于生命之上……。价值观的缺陷注定了一系列的生命悲剧,注定了今天中国人仍然没有免于恐惧尤其是免于非正常死亡的自由。无论哪个时代,对待生命的态度都没有根本变化,无论哪个时代,实际上都不怕死人,都死得起人。这点上一直一脉相承。

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感叹:“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这也适用于当下。这一切是到改变的时候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爱生命放到首位。相应的,所谓政绩考核体系也必须改变。茅于轼老师以非正常死亡指数来区分毛时代的中国和当下中国,这的确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指数,应该广泛应用,尤其应该应用于政绩考核体系,把非正常死亡列为执政的第一红线。这也符合政府天职在于“保境安民”这一中国传统。

但是,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来自恩赐,而必须有来自公众的压力。没有公众的压力,就不可能改变公权力的运行轨迹,就不可能改造价值观。一切就都会故态复萌。而要形成公众的压力,可能不会太难。在当下中国,确实做什么都难,要民主难,要法治难,它们都涉及这样那样的利益冲突而且是巨大冲突。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权也难,但相对来说可能不会太难,当下中国惟有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权可能属于真正的帕累托改进,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因为,当下中国惟有生命不受尊重可能是所有人的焦虑,哪怕官僚,哪怕权贵。一个数据足够佐证: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中国境内媒体至少报道了81例官员自杀事件。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还说过一段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百年过去,江山依旧,人命还是没有贵于一切,这是最大国耻。这国耻必须在我们手上画上句号,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世界留给我们的子孙,让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重复这样的感慨。所有人都受轻贱生命之苦,在生命权问题上汇聚合力,撬动整个转型,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也是一个可以用力的入口。

笑蜀 201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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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未忘泸州太扶中学住校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整理出12疑点

April 17, 2017

转发:泸州太伏学生死亡事件的疑点整理

1、在官方及其维护者的论述中,事情发生的动机已经不重要了,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虽然赵鑫死前只发生过翻墙被抓和患感冒的事情,但仍不能排除他因为不可描述的原因半夜起来打开窗户坠落楼下。那么他为什么在坠楼之前要叠好被子、穿好衣服呢?如果被子是他死后别人帮他叠好的,请找到这个人。

2、你们调查访问的该校学生、老师、学生家长、死者亲属、学校周边群众,应该同时接受媒体和全社会的询问。他们的行动和言论必须是自由的,不应受到控制。有律师联系死者的母亲游小红,根本联系不上,这情况是不是属实?游小红的自由有没有受到控制?

3、你们的调查访问形成的笔录,能否公开?请不要说这是不能公开的秘密。因为你们说了,这些笔录是还原死者前一天生活轨迹的证据。既然让我们相信你们所调查的死者前一天的生活轨迹,就要让我们看到支撑这些轨迹的证据。

4、依警方描述,赵鑫在坠落过程中先落到三楼平台,并在这个平台上留下脚印。那么,从五楼窗台坠落到三楼平台这个坠落过程基本上是垂直的,因为三楼平台不过一米宽左右。那么,从三楼平台带往地面坠落的时候,为什么在水平方向出去了2.68米?他从五楼坠落的时候都没有主动往外跳,落到了三楼平台反而能主动往外跳?即使他非常矫健,从五楼竖直落到三楼以后仍能主动向外跳跃,那他在三楼平台留下的那个单脚印符合跳跃的特征吗?如果向外主动跳跃,这个脚印是不是应该有滑擦的痕迹?

5、也不能说他落到三楼平台以后,被平台碰撞,身体被弹出去。他只有落在平台边缘才可能被平台碰撞往外弹。警方提供的证据是,他落在了平台中间。这个时候的反作用力只能是往上的,而不是往外的。

6、警方提供的照片里,505寝室外侧窗台和卫生间外侧窗台的擦划痕迹是基本平行的、一道一道的,也就是说,赵鑫在扒扶窗台的时候,手掌并不接触窗台,只用手指扒扶。如果他没有练过武功,他的手指有这么大的力气吗?还有,寝室外侧窗台上所谓的不完整的脚印,是个脚印吗?

7、赵鑫是如何由室内达到双手扒持窗台身体悬空墙外的状态的?这期间除了在寝室外侧窗台和卫生间外侧窗台留下的脚印和手指擦痕以外,没有留下别的痕迹吗?他什么都不用接触,就双手扒着窗台,身体悬在墙外了吗?就算他能做到这样,他的身体也是朝里的,以这种朝向落到三楼平台,还能向外跳跃吗?

8、他坠落到三楼平台,只留下了一个脚印,那些杂物一点也没砸到吗?

9、警方的通报里没有赵鑫尸体的最初照片。吴法天的文章引用的赵鑫尸体的最初照片,根本就不是一个十四岁孩子的身形。你们的通报里为什么没有拿出赵鑫尸体最初被发现时的照片?

10、他的尸体既然是右侧卧的,为什么嘴角流出的血都往左侧流?他既然是右侧面部伏地,为什么面部没有擦伤?他全身多处骨折,为什么骨折的地方没有血肿,反而后脑有血肿?

11、你们说他背后的紫红色区域是尸斑。他的尸体是右侧卧的,为什么尸斑不出现在右侧而出现在背部?照片是尸体被翻动改成仰卧很长时间以后拍的吗?如果是,那么尸体刚被发现时拍的照片在哪里?

12、按照以往的惯例,当需要记录真相的时候,监控摄像头总是适时的坏掉。这次没坏,但不是被水管挡着,就是被墙面的反光和路灯的逆光破坏了效果,看不清楚了。警方看不清楚不要紧,拿出来让大家帮你们看看行不行?不管能不能看清楚,都要妥善保存,不得毁灭和篡改。绝对不能说“过了多少小时了,被自动都抹掉了”。如果这些视频灭失,是否属于毁灭证据?如果证据存在而不肯出示,是不是可以推定这些证据对持有者不利?如果证据存在而故意毁灭,是不是更加可以完全推定这些证据对持有者不利?

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 晚上11:44收到

要将史实留人间 誓遗正气立苍穹 寻访57受难者(之一)

April 16, 2017

RFA 2017-04-14

图片: 甘肃夹边沟右派坟场。 (参与网)
 
   2017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悲歌反右运动的60周年祭年。“在这轮劫火中,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一代知识精英的嵴梁骨被打断,中国从此进入了一言堂的黑暗年代。”

多少年的一年又一年,在似乎一切回归希望的上世纪拨乱反正八十年代之后,渐渐的,国家不善,赔偿不管,儿孙不论,历史不谈。

红色政治残酷年轮的流转磨损下,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尚余尘世的寥若晨星,有估计当年五十五万五七老人,今天活着的,不足一万!

悲伧的情景下,本台报道:3月28日,50多位来自内地和海外的当年老右派或右二代等,聚集香港九龙的华丽酒店,参加有关反右运动的研讨会。不少年逾八旬的受难者讲起当年遭遇,潸然泪下。由于这次聚会遭内地当局横手打压,至少有几十位获邀的中国大陆人士无法出境参加,但仍有20多位内地老右派或后人,侥幸逃出“罗网”,加上本港和外国参与者,约50多人与会。

今天,《不同的声音》展开【要将史实留人间 誓遗正气立苍穹】反右60周年访谈专辑,采访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知名右派老人。

今天的敲门砖,是香港五七学社总干事,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武宜三先生。武先生也是本台上述相关报道中的反右运动60周年研讨会的主办方东道主之一。

2008年,武宜三先生在他的《香港五七学社成立通告》中如此写道: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和平的方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建议;这既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得到“言者无罪”的许诺;也是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令人悲愤的是,背信弃义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把超过五十五万的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其他人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不经法律程序把其中的绝大部分送去劳教、关押,达二十多年之久;在备受精神迫害的同时,还要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超极限的劳役,以致大量的被饿死、被累死、被打死、被折磨死,病死、自杀死,部份更被判刑甚至枪决。数以千万计的亲属好友师生受株连,沦为政治贱民,製造了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人受罪、几代遭殃的人间惨剧。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这个运动进一步把中国拖进专制独裁的深渊,为日后的三年人祸、十年浩动、六四惨桉、迫害宗教信仰者,贪官污吏横行、腐败丛生,准备了充足的条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历史证明,当年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都是正确的,中共当局也因此对近乎全体的右派分子作了“纠正”。执政者本应进一步对右派分子彻底平反、公开道歉,给予合理赔偿或抚恤。可是当局不此之图,反而半途而废地把反右运动列为禁区,不许讨论、不许研究,甚至继续打击和迫害敢于起来争取彻底平反的倖存者及其后代。

随着半个世纪的过去、大部分右派分子已经离世,加上当局处心积虑的封锁和销毁,大部分资料已经湮灭。为了抢救史料,保存历史,为后世鑑,部分侨居香港的当年右派分子及其同情者、五七史料收集者、五七学研究者决定成立“香港五七学社”,并经政府注册,获香港警务署颁发《香港五七学社社团注册证明书》后,于2008年4月13日召开社员大会,正式开始运作。

我们希望得到健在的右派分子、一切右派分子的亲属朋友师生同事及知情人士的支持、帮助:提供你们掌握的,听到、看到的有关反右运动的綫索和资料,共同为保存中华民族这份珍贵而惨痛的史实,为后代留下一份刻骨铭心的的遗产,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尽绵薄的力量。

 

德国之声 | 美国网络攻击“搞砸”朝鲜导弹试射?

April 16, 2017

据韩联社报道,周日上午,朝鲜在咸镜南道新浦一带试射型号不详的导弹,但以失败告终。英国前外交大臣表示,这次试射失败可能是美国网络攻击的结果。另有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考虑是否彻底摧毁朝鲜核设施。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周日(4月16日)试射的导弹在发射后不久便在空中爆炸,韩国军方较难分析出导弹型号。报道中还指称,韩国情报机构一名负责人推测,朝鲜当天试射的导弹可能与其前一次试射的导弹相同,飞行没多久就爆炸。

据报道,本月5日朝鲜在同一地点曾试射一枚弹道导弹,但飞行约60公里后坠落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当时韩美方面分析认为,朝鲜所射导弹为KN-15("北极星2型"导弹),然而美国军方部分人士则分析认为可能是"飞毛腿ER"导弹。

 英国前外交大臣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周日(4月16日)对BBC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失败有可能是因为技术不过关,但也很有可能是美国通过网络手段加以干预的结果。按照里夫金德的说法,美国曾在过去多次展现出类似能力。

英媒:美国不排除“彻底摧毁”朝鲜核设施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则爆出更为惊人的“猛料”。该报引述特朗普的一名“亲信军事顾问”称,为了阻止平壤再次进行核试验,并“彻底”摧毁朝鲜核设施,美国将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
报道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Herbert Raymond McMaster)也曾对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拥有关于朝鲜核设施的足够情报资料,能够确定合适的攻击目标并加以摧毁。

德新社也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称,美国已经就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进行了数次“沙盘推演”,同时与盟国保持密切联系。

平壤大阅兵“迎接”彭斯访韩

昨天(4月15日)是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5周年,也是该国的"太阳节"。在这一天,朝鲜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活动。

韩联社报道称,朝鲜在15日举行的纪念金日成出生105周年阅兵式上公开三种洲际导弹,16日又试射导弹,"意在向对朝军事施压的美国进行'武力示威'"。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从16日起对韩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有分析认为,朝鲜试射导弹是给彭斯"送一份见面礼"。

一位随彭斯出访韩国的美国外交政策顾问向路透社表示:"(朝鲜进行了一场)失败的导弹试射,一场接着一场失败。对此我们没必要去消耗任何资源。"

 
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韩国
4月16日,彭斯抵达韩国首都首尔,开始其长达10天的亚洲之行。彭斯的助理说,面对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彭斯的出访显示出美国兑现对其盟友做出的承诺。

此前已有报道称,美国海军在本月内将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有三个航母战斗群,分别为"卡尔·文森"号、"里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战斗群。"卡尔·文森"号已经接近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停靠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4艘宙斯盾舰、巡洋舰将于4月底开往韩国周边海域,"艾森豪威尔"号正在从印度洋赶往西太平洋海域途中。

4月6日夜间,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海域的两艘美国战舰向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一共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作为对叙军此前对反政府武装所控制城市Chan Scheichun可能进行毒气攻击的报复。这是延续了6年的叙利亚内战中美方首次对阿萨德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

美军对叙利亚采取的这一军事打击也让外界加强了对特朗普对朝鲜将会采取哪些行动的猜想。

面对朝鲜半岛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如果美国和朝鲜之间真的因为平壤核武和导弹计划而发生战争,那么这场冲突将不会有任何的赢家。他呼吁各方重回谈判桌。

王毅是周五在北京与法国外长艾罗会谈后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做出上述表态的。他说,最近一段时间,美韩和朝鲜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种危险局面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他强调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半岛问题上,不是谁放出的话更狠,谁扬起的拳头更大,谁就能赢。一旦真的发生战乱,结局只会是多输,没有谁能够成为赢家。"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6日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新华社在报道中说,双方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宣称,中国会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并将此事与人民币汇率之争联系起来。“当中国帮助我们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他们称为货币操纵国?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写道。

今年2月,中国已经切断了从朝鲜进口煤炭的通道,使得平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近日表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自朝鲜进口煤炭267.8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1.6%,全部为2月18日以前进口。此前有消息报道称,4月7日中国海关部门发布官方禁令要求贸易公司将朝鲜煤炭退货。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军方分析认为,朝鲜将于本月25日(人民军成立85周年纪念日)前后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较大。

洪沙/石涛 (路透社、美联社)日期 16.04.2017

美国之音 | 彭斯强调美韩联盟,川普谈为何不说中国操纵货币

April 16, 2017

2017年4月17日 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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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夫人访问首尔的国家公墓(2017年4月16日)

   在平壤最近一次失败的导弹试验后,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se)强调美国与韩国联盟的强大实力。

彭斯在首尔参加了一场为驻韩美军的亲戚们举办的晚餐会,他说,时代是具有挑战性的,但美国与勇敢的韩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性联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坚强。

彭斯说:“今天上午来自北方的挑衅只是最新的提醒,提醒你们在捍卫朝鲜人民的自由方面,在此地捍卫美国方面,每个人每天面临的风险。”

周日早些时候,彭斯副总统与军人一起出席了教堂的纪念复活节仪式

据美联社报道,彭斯这次访问亚太的使命是向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领导人解释一个对朝鲜政府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

彭斯没有透露这个新政策的具体内容。

在朝鲜首都进行大规模阅兵之后的第二天,朝鲜从新浦市(Sinpo)发射导弹,失败了。然而平壤没有像不少人预期的那样从事地下核武器试验。

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表示,他满意他提出的缓解中国的贸易压力,以求中国帮助遏制朝鲜核计划的建议。

他在星期天上午发布的推文中说:“当中国和我们一道致力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要称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川普表示不会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者, 这扭转了他过去所做的在就职第一天就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的承诺。

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总统施压中国,让中国说服其朝鲜盟友遏制其核野心,但这些努力的结果还不清楚。

华盛顿一直在锐意进行一场多国外交攻势,旨在说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其发展核武的努力。

朝鲜射弹,美国评估

朝鲜发射导弹之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导弹几乎一发射就爆炸了,其类型仍在评估中。

声明还重申,华盛顿全力承诺与盟国,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密切合作,维护安全。

根据彭斯办公室的说法,副总裁彭斯在飞往首尔的途中听取了关于朝鲜发射失败的通报,并且和总统通了话。

本星期早些时候,在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下令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向朝鲜半岛进发,展示威力。

平壤去年进行了两次未经授权的核试爆,还二十几次发射火箭,推动其扩大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

平壤吹嘘导弹实力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讲中宣布,他的国家研发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平壤自2006年以来一直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和国际武器禁运,这是为了减缓其被禁止的核导弹计划。

从那以后,华盛顿和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一再要求朝鲜实行朝鲜半岛无核化。然而,西方领导人还没有制定一项计划,要么迫使朝鲜合作,要么以激励措施吸引朝鲜配合。

蔡楚:成都《志古堂》传人的遭遇

April 16, 2017

——纪念五姨妈和大表哥

博谈网2017-04-16 10:02 来源: 中国人权双周刊.

五姨妈(上)、表姐王宗敬(左)、蔡楚(中)和大表哥王宗祥

去年8月29日下午,我大表哥王宗祥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3岁(1933年~2016年)。大表哥去世前,我小妹去363医院看他,大表哥脑梗后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小妹在病房坐下不久,大表哥口齿不清地嘴里喃喃念叨:“外面有人在监视,喊你哥不要乱说,快走。”小妹没有马上走,他眉毛皱成一团,眼睛眯缝着左右顾盼,手指放在鼻口中间,非常小心神秘地又说“快走,外面有人监视”,然后脸涨得通红。可见,他临终时还生活在恐惧中,而且还挂念着我。

大表哥的祖籍在山西省太原市,爷爷王述斋,又名王作富,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学道街首建书坊——志古堂。其时,由于志古堂刻印的书选题对路,校勘与制版精美,从而深受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原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出《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精美刻本。我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在志古堂校注了多部古籍,如《华阳国志》等,志古堂不愧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

五姨妈邱淑琚(1914年~1987年),是我母亲唯一的胞姐。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这已算受过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妈与王述斋的儿子王新培(祖佑)结婚,从此,便与志古堂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1945年,姨父王新培(祖佑)去世后,五姨妈邱淑琚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艰难维持住志古堂的业务,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下面,五姨妈与志古堂员工一道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苦苦生计。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前朝的高官及亲属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开始还以为得到“解放”,待运动一一展开,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叶颠簸在大海风浪中的孤舟,只能听凭风暴的安排。五姨妈就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上家中有几亩薄田,1950年土改期间被划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两年。志古堂自然只能关门“大吉”。抗美援朝时期,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板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内。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除了其中一部分被当局选走外,其余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却于无奈中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保存。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五姨妈只被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的“地主分子”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究其原因,是大表哥在1950年初参军,当时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戴一顶“地主分子”帽子,于当局的脸面也不光彩吧?

王宗祥表哥比我大12岁。小时候,我们两家在成都小淖坝街相邻而居。大表哥喜欢逗着我玩,而我经常为此大哭大闹,致使我上学前,声音一直是沙哑的。这是我在5岁前对大表哥仅有的记忆。

大表哥后来曾对我说:“小时候你扮刘师亮[注1],手拿一根竹竿,头上飘着顶戴,脸上挂着戏脸壳,模仿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我给你抢了,你哇哇大哭,告给八姨妈,八姨妈去找我妈,才算了事。”

1951年,五姨妈用卖房剩下的家具作价入股,进入成都烟厂当工人。1954年,烟厂以资方人员为由,把五姨妈裁减回家。直到1957年,五姨妈在家以手工编织毛衣为生。1957年,五姨妈进入成都市卫协门诊部(后改名为成都市中医医院),充当一名挂号、划价、收费的勤杂人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王家的后人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时,五姨妈还不敢回信,悄悄地把来信烧了,怕又来个“秋后算帐”。

1958年,我小妹蔡坤一被母亲送到五姨妈处寄养。后来,母亲遇难,小妹一度改名为邱坤一。小妹回忆说:“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地富反坏右’,地主成分排在被打倒的第一位。五姨妈邱淑琚是我亲如母亲的妈妈,那个年代本人成分地主,度过了多么恐惧、屈辱、凄惶、卑微的几十年。现在想起来,她是多么自持、坚韧、清洁而又端庄。”

小妹回忆:“小淖坝街——成都市南门一条静僻小街。清末民国初,那个地方集中居住着官宦士绅、大商人家。小淖坝街31号,清道光年间即开设书坊‘志古堂’的王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在那里居住。青砖高墙,雕花门楣,高门栏,厚重的双开木门。木门上装饰着一对青铜兽——护门神饕餮含着门环。门前有石狮,墙上镶嵌着拴马柱……这一切,似乎叙说着房屋主人当年的辉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到小淖坝街去,每月从我大叔处要三五块钱。每当我从这里经过,总不由自主惶惑地朝院里张望。那门前的石狮面目已经模糊,那三重天井阴深的四合院早已变成多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脑海里幻化出当年四川最早的书店‘志古堂’王家,八乘大轿迎娶五姨妈时的场景。当年王家娶的媳妇好漂亮:纤纤身段、白白皮肤、高高鼻梁;王家的娶亲好排场:小淖坝街上搭戏台、扯天花、放鞭炮、唢呐子吹得震天价响……虽然时过境迁,现谁家都巴不得是五代赤贫,唯恐粘上‘九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关、管、杀、臭老九)和复杂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海外关系),可我大叔和邻居老人们那时还常常神秘兮兮、悄悄地向我叙说起当年的场景。”

1961年8月,我失学后,每天去四川省图书馆自习。1962年夏天的一天,在督院街东口巧遇表哥王宗祥。记得他当时身穿军装,肩上是中尉军衔,新婚后带着陈瑛表嫂回乡省亲。而我却是面黄肌瘦,头发凌乱,一双赤足。他询问我家的近况后,教训我:“不要不务正业,赶快去找工作,好帮助八姨妈(我母亲)”。我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你在部队吃得一肥二胖,哪里知道蜀中父老被大批饿死——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但我没有吭声。

被冠以“革命军人”的表哥万万没有料到,他在福建空军地勤中被控制使用,一直不能入党。文革中即被军方审查,林彪事件后就被清理复员。表姐王宗敬的丈夫谷大哥也与大表哥同时被清理复员。

1971年8月以后,中国的临时工开始转为正式工人。当时,我在成都轴承厂做临时搬运工。直到1972年下半年,我看到厂里一批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却没有我。我在上班时遇到主管我们的供应科陈林祥科长,就问他为什么不给我转正,他说:“保卫科调查了,说你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我又问:“既然说我参加过反革命组织,那么反革命组织的名称是什么?”陈无法回答。后来,大表哥悄悄告诉我,轴承厂的保卫科长是他的战友,保卫科长告诉他:“你表弟父子俩都是反革命,档案一大堆。”我这才知道我去世的父亲的档案放在我的档案里,这叫“子承父业”。所以,直到我1979年平反后,才转为正式工人。

小妹还回忆:“大陆易手后,老店歇业,家里开始还能靠变卖点旧物度日,经‘公私合营’老店亦被‘自愿捐献’后,就只有靠五姨妈四处做工供养一家人了。她总算在市中医医院有了正式工作,每月不过二三十块钱。还要供养隔房王婆母和其养女,直到文革前王婆婆去世和养女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其间还带上了我这个小幺女。

“文革中,五姨妈生怕被抓去批斗、陪斗,走路怕踩死蚂蚁,说话轻言细语,在街坊邻居面前从没红过脸的人,哪能经受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挂黑牌,剃阴阳头任人唾骂的场景。家中残留的字画、折扇、照片、衣物等,烧的烧,送的送。明清留下的瓷器,凡有送子、富贵、仕女图案的一律摔碎。有把不锈钢刀叉,上面有‘USA’字样。放在蜂窝煤炉上烧红后反复扭曲,完全变形才敢拿去丢掉。五姨妈一下衰老了许多,患上了哮喘病,烟酒吃得更厉害了。晚上气喘心慌恐慌得不能躺下,唯恐第二天被抓去批斗。背上垫着两床棉絮斜靠在床上,只有一针一针打毛线熬到深夜。

“从我有记忆起,五姨妈一直端端正正,斯斯文文,清清爽爽。她19岁生子,31岁守寡,直至73岁去世,42年时间,从未主动想要改嫁。只有一次,1954年大表哥从部队回家,听王婆婆告状说‘你妈要嫁了!’大表哥赶紧问了五姨妈,才知道有个烟厂的张老陕追求她。大表哥守到五姨妈哭了一场说‘我都这么大了你咋个还要嫁人呢?’那时,离婚、再嫁都是极丑的事。我是那天把我大哥写的回忆文章,交给大表哥看时才知道这件往事的。大表哥对我说:‘我妈唯一一次可能的幸福被我阻拦了啊!我那时才21岁。’于是,时年70岁的大表哥已泪流满面。”

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己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五姨妈和大表哥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其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五姨妈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

小妹又回忆:“五姨妈肺心病晚期,于1987年2月住进了塑料厂宿舍旁边的363医院。后转为肺脑综合症昏迷了一段时间,于3月9日晚9点停止了呼吸。昏迷中她口中念念有词:‘1、2、3、4、5……’围着她的亲人们都不知道她在说啥!我站在她的病床边想起童年时我在药房里说过的话!可我何曾给她买过烟,何时供养过我五姨妈?她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她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陪伴,我是否经常去伺候她?我忙,忙于挣文凭挣表现挣功名,到头来却一事无成悔之晚矣。而我慈祥端庄的五姨妈却常常孤灯独守,数着毛线针:‘1、2、3、4、5……’熬过凄风苦雨,严冬酷夏!恐惧、屈辱、孤苦、艰辛已经离她而去,只有机械有序地重复‘1、2、3、4、5……’”

二十年前我移居美国后,接受了亚洲自由电台记者的采访,亲属中谁也不知道,唯有大表哥告诉我小妹说:“在外台收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可见大表哥的思想已有变化,而且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管控还稍稍宽松,“革命军人”已敢收听“敌台”。但是,大表哥临终前,却仍处于恐惧中。

《志古堂》从清道光28年(1848年)创办,到1950年9月停业,历经百年风雨。这样的文化传存书坊,清朝能支持,民国能容纳,唯有“人民共和国”不能容纳。最近,我在网上搜索到不少志古堂刻本。看来,把抢劫标榜成“解放”的红色传人们,又以“人民的名义”在继续新的生财之道,难怪他们要出重金收购志古堂的匾牌。

从“解放”到五姨妈去世,再到大表哥去世,已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怎么总是一辈辈人生活在恐惧中?

2017年4月1日初稿
2017年4月4日定稿

[注1]四川才子刘师亮(1876-1939),原名芹丰,又名慎之,后改慎三,最后改师亮,字云川,别号谐庐主人,清末民初四川内江人,以“蜀中幽默大师”之誉闻名于世。传说中,他自幼好学,善做对联。当年,光绪和慈禧的讣告到成都,官方照例停止娱乐,以示哀悼。他写了一副挽联:“洒几点普通泪 死两个特别人”,横额是:“通统痛同”,因此被成都巡警道周孝怀,以刘师亮联意不恭,违犯警法,判处拘留三十天,后改为罚款三十枚银元示儆。二十年代,他在成都创办《师亮随刊》,曾以对联“民国万税 天下太贫”讽刺民国。民间传说刘师亮曾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别人问他这是干啥,他说:“没光明,看不见。”

胡平:镇反运动小议

April 16, 2017

2017年04月14日

我父亲出身于河南农家,自幼聪明好学,家里供他读书,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当过县警察局长、县长、总务课长、禁烟督导专员等。1948年冬参加到河南的国民党军队127军,第二年夏天,该军军长张轸率部于湖北金口“起义”,编入解放军51军,我父亲在212师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干事。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了一纸证书,住家门上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但是到了“镇反”运动,仍然当做“历史反革命”被处死。我父亲在1952年4月由湖北省军区押返原籍,6月就被处决。1984年年底,许昌县法院发给我家一份刑事判决书,上面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

1984年秋和1986年春,我两次到许昌,处理有关为父亲平反的善后事宜。从许昌县法院工作人员的口中,我进一步证实了父亲被处死完全是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那段历史,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有什么现行的问题。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在建政初期发动的一场极其残暴的政治迫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被杀死的有71万人(按照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说法是100万人),被关押的有120万人,还有120万人被管制。

当然是政治迫害,因为被镇压的对象,绝大多数都不是有过什么现行的违法行为,也不是有过什么反对新政权的活动,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身份,由于他们曾经在旧政权任职。即便其中一些人在过去曾经犯过共产党眼中的“反革命罪行”,那也早被共产党明文宣布“既往不咎”。因此,镇反运动的政治迫害性质是不容否认的。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虐,例如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降卒。但那通常都是发生在战争期间,发生在赢得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的镇反运动却是发生在内战之后,发生在共产党已经赢得全国政权之后。这正是极权暴政和历史上其他专制暴政的一个重大区别。传统的专制统治者都是以夺得政权为目的,当代极权统治者却是以夺取政权为手段。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共产党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它是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去实行它那套消灭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计划。希特勒要屠杀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从事了什么反抗活动,而是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他们按定义属于“劣等民族”而理当被消灭掉。共产党镇压所谓“阶级敌人”,与其说是因为这些人敌视、反对新政权,不如说是依照共产党的理论这些人被定义为“敌对的阶级”。最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是,纳粹法西斯和共产党在夺权成功后整死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它们在夺权过程中所整死的人数。所以有人指出: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而希特勒、斯大林,还有毛泽东、波尔布特,却是为了屠戮而征服。

在80年代我就在想,为什么共产党要在1950年发动镇反运动?除了它一贯主张的“消灭阶级”这个一般性的大背景外,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我猜想,这个特殊背景是有的,那就是朝鲜战争。3年前,我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毛泽东指示镇反不要‘浪费时机’”,证实了我的猜想。这篇文章原题为《从“不要四处出击”到仇美教育 抗美援朝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作者黄金生,首发于2013年第13期《国家人文历史》。

文章写道,1950年,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他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带给共产党解决国内问题的良机”。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毛认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得更直白,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原来如此!

1992年8月,中共当局继人权问题白皮书之后,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它“成功改造罪犯”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中共“对日本侵华战犯、伪满州国战犯、国民党战犯、乃至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用以显示它对前政敌的宽大。

共产党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政敌,与此同时,它又特意保留下少数头面人物装饰门面。一般人很容易以为,既然连日本侵华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国民党战犯、乃至末代皇帝溥仪都免于一死,那么其余的人员想必就更宽待了。我们知道,大凡一个新政权镇压前政敌,总是依据对方的职权大小分别给予不同轻重的惩办。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经验去思考题,这就可以造成十分强烈的欺骗效果。

斯大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笔帐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意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像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好几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默默无名,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于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据我所知,镇反运动的受害者,绝大多数在80年代都平了反。当局对镇反运动的平反工作,做得特别低调,几乎见不到有什么报道。可见当局也知道,共产党对它自己先前公开承诺既往不咎的人极其严厉地追究既往甚至剥夺其生命,这种做法,无论从什么立场出发都是极其无耻的,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06期,2017年3月31日—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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